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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/ 我只是讨厌屈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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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。

    护士拉奇德小姐说:“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。”

    麦克默菲说:“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。”

    拉奇德小姐不同意:“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,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,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。”

    麦克默菲说:“这可是世界棒球赛,比赛结束以后,还可以改过来。”

    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:“这样吧,我们进行一次表决,按多数人的意见办。”麦克默菲十分赞成:“好极了!”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。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。泰伯也想举手,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,马上把手缩了回来;马蒂尼手刚举起,就停留在头顶,装着抓痒;塞夫尔手放在胸前,两眼看着周围,等着大多数人举手,他也举。

    大家都想看球赛,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,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。

    拉奇德小姐宣布:“只有三票。对不起,不能按你的意见办。”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。

    麦克默菲说:“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?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。谁愿意和我一起去?”

    比利不相信:“麦克,你出不去的。”

    “出不去?”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,“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。”

    比利还是不相信:“你举不起它。”

    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,搓了搓手,使劲抱住那个台子,没搬起来;再一次用力,还是搬不动。他只好退下。突然,他大声叫起来:“去他妈的,我总算试过了,起码我试过了!”

    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,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。但后来他乘车时,乘务长认出了他,亲自端来饭菜,问他:“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?”

    “你靠什么赢得尊重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。”郝劲松说,“权利是用来伸张的,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。”

    在“新闻调查”,我采访过一个人。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,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,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,被判诽谤罪,入狱两年。

    我在监狱采访他,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。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
    “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,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,那篇文章叫什么……叫什么屈服……”

    “《我只是讨厌屈服》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,说哎对,过了一会儿,说:“在那篇文章里,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,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,就只是一张纸。”

    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,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,满脸胡须,坐在这里看着我。他进监狱后,厂子倒了,离了婚,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,没人给他送生活费,村里的人去看他,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,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,对我说:“把他换出来,把我关进去吧,我老了。”

    采访结束的时候,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。我说好。

    他说:“等一下。”低了一会儿头,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,抬起来,带着笑容对着镜头:“儿子……”扭头冲我解释,“我管我女儿叫儿子。”

    “儿子,你不要为爸爸担心,要好好帮助妈妈干活……”他的嘴都抽起来了,但他还是笑着,“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,爸爸不是坏人。”

    采访的时间到了,我站起身,说:“保重身体,来日方长。”

    他脸上的肉都在抖,但他笑着说,好。

    狱警押着他,转身走了。走到十几米快要拐角的地方,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,我扭头看,他两只手被铐着,不能擦泪,只能仰头向天,号啕痛哭,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。

    已经看不见他了,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。

    回来后,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。审片的时候,还来不及配音,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。

    有一段是我采访他:“你后悔吗?”

    “我不后悔。”他说,“因为我付出过。”

    “你还相信法律吗?”

    “不。”他说,“我信仰法律。”

    底下该是解说了,但没有声音,我转头看老郝,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。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。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,对张洁说:“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,还是这么感性么?”

    转回头对着屏幕:“往下看。”

    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,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。

    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,为什么要抓人呢?”我问公安局长。

    “我们预见到了,所以它没有发生。”公安局长说。

    我问他:“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?”

    他说:“为了稳定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?”

    对方沉默,这个段落结束。

    袁总说:“停。”

    转头对我说:“你应该再往下问……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?”

    有一天晚上,郝劲松给我打电话,说他有点沮丧。

    我给他讲了这件事,说:“你是这个人的榜样。”我差点脱口而出“你没有权利放弃”,顿了一下,这个想法是错的,他当然有权利放弃,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,不是用来胁迫人的,我改口成“你判断要不要放弃”。

    之后不久,他去了上海,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。我又一次采访他,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。没多久,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,车上他的同事问我:“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,他是反政府吧?”

    我说:“他挺较劲,也许也有虚荣心,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。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,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,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。”

    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:“他是刺头,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。”

    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,他在当地拆迁时,拿一个小马扎,坐在居民楼下,坐了十几天,两边煎熬,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。

    “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,从现行法律来说,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,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?”我问。

    他想了想,说:“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,我也是一个老百姓。”

    一九四六年,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:“你们要争独立,不要争自由。”

    我初看不明白。

    他解释:“你们说要争自由,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,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,给你自由而不独立,仍是奴隶。独立要不盲从,不受欺骗,不依赖门户,不依赖别人,这就是独立的精神。”

    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,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,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,双方座谈时,脸都扭到一边,“剑拔弩张”。

    “沟通不可能么?”我问。

    居民代表黄小山说: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。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‘就’字,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

    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,站在第一排,他头发是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,很好认。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,他在雨里浑身都抖,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”。在里面待了一夜,出来他换种方式,把“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”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,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。

    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,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,“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,目不转睛。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

    日本国土面积小,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,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,进去参观要换拖鞋,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,“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”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,说他“叛变”了,向着政府说话。

    他有点儿像小鱼,热锅上两边煎,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,“谁也不信谁,不买账,这不行,不能光服从,也不能光对抗,那只是个姿态。得有理由,有科学依据。批评政府,这事咱理直气壮,但也得反思自己,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。”

    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,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,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,就会释放二恶英。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。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“垃圾甩干机”,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。“我是个混子德性,本来打算移民,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,这是我的地儿,我就留在这儿,死磕了。说句抒情的话吧,我在哪儿,哪儿就是中国。”

    做这些节目时,常常会有人说:“不要往下做了吧,中国乱不

    起啊。”

    我理解这样的担忧,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,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。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,没见过这样的场面: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。很晚了,马路上都是人,挥着拳头,打着标语,有人喊:“杀死雷霞。”

    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,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。她刚打赢了官司,让业主少掏物业费,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,突然撤走,停电停水。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。他们围在马路上,向雷霞叫嚷。

    电视镜头一对着,几十人就围上来,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,大声喊:“剥下他们的画皮。”

    雷霞不说话,手没有架在胸前,也没有放在兜里,站着听。

    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:“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?我们愿意交这个钱,交得起,这是民意。”

    雷说:“这是一个集体,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,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。这是一个公理。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。九百多户投票,八百多户赞成,这不代表民意吗?”

    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,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,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,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“打倒业委会”,业委会的杜平说:“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,而不是站在马路上。”

    但是,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。在我们的镜头里,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,有人下跪,有人游行,有人拉标语……

    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,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,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。

    后来我发现,最终起作用的,是那些住在小区里,没有投过票,也没有反对过投票,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。

    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,渐渐加入议论,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,聚在一起开会,建立小区论坛,在公告栏里,贴出自己的意见……而这些人,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,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。

    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,他说:“以前不太感兴趣,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,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,感受比较深,也比较惭愧。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,不去搭顺风车,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,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。”

    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,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,一千三百七十八户,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,三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,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,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,不再续聘原物业。

    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,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但它唤醒的东西,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。

    二〇〇八年,我在美国,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。

    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,突然说:“等一下。”

    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:“看,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,我们要去游行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要求什么?”

    “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。”

    我目瞪口呆:“不会吧?”他看我不信,说“你等等”,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,一个年轻的家庭,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,一对老年夫妻,都是黑人,“你们说,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?”

    “当然。”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,“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,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,不是我们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?”

    “他的脑子是白的。”老黑人说。

    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,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,黑人的代码,是“nonhumanbeing”。

    在这之前,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《民权法》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,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……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。

    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,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。认为一个人、一个概念、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,如果不是无知,就是智力上的懒惰。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,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。

    我问这个老黑人:“你们会选择暴力吗?”他说不会。“暴力解决不了问题,只有智慧能。”

    “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?”

    “是,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。”

    “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?”

    “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。”他说,“我们有法律。”

    我们也有。

    采访郝劲松时,我问过他:“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?”

    “公民。”

    “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?”

    “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却不傲慢,对政治表示服从,却不卑躬屈膝。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,看到弱者知道同情,看到邪恶知道愤怒,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。”

    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: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?”

    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:“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。”

    我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,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:“子路问孔子,您从政的话,第一件事是什么?孔子说,必也正名乎。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。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,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、参与、表达、监督的权利。”(CFP图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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