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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/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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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以后,下辈子当我的孩子,我来照顾你们。’”

    他不知道药家鑫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,但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。“我从不相信人有灵魂,我这时候真愿意人有灵魂,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没办,给爸托个梦。他说我一定给你托好梦,噩梦不算。他平常说话声音很细,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很大。他说我托的都是好梦,噩梦不算,不是我托的。”

    药家鑫对他父母说,不要怨任何人,一切都是他的错,他有罪,愿意赎罪。

    但这一句话让药庆卫突然心生疑问,到我们采访时,他仍认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,药家鑫才说出这话:“他这句话太成熟了,以至于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。难道他能比他爸还成熟?”

    这种心态下,他听到药家鑫说死后想要捐眼角膜时,心里很不受用,觉得也有可能是别人授意,他说:“你不能捐。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,你完整带来,完整给我带走。”

    药家鑫说了好几次,每次他都立刻顶回去,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,干预司法,叫他“药狗”、“药渣”,他内心不平,越说越激愤,两眼圆睁:“我对药家鑫说:‘你捐了以后,人家用上你器官,再有什么事,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。’我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,不要再连累别人。”

    采访中,他说到这儿,突然停了下来。

    药家鑫已死,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,是推测,是揣想。但听到这句话,看到他脸上的表情,这个细节,像把刀,扎透了这件事。

    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,也没争辩,说:“好,我听你的。”

    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,听他爸的话。

    药庆卫再说起这个细节时,紧紧攥着手,眼睛用力眨着不让眼泪流下来,憋得满眼通红:“我有点偏激了,应该满足他的心愿,我不知道他咋想,也可能希望借助别人的眼睛,能再看到我们。所以说,还是那话,人不能冲动,冲动是魔鬼。”

    “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播完这期节目后,我收到柏大夫的短信:“看了你的节目,我落泪了,记得宋吗?他很好,已经从海军退役。”

    宋是我八年前采访的患有抑郁症的男孩,在十六七岁时曾经因为网瘾被父母送去柏大夫处救治。

    小时候被寄养在奶奶家,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父亲不帮助他。“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,”他说,“我并不喜欢上网,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,没有寄托。”

    他十六岁的时候体重一百八十斤,医生对我说:“他为什么胖?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。”他安慰自己的方式,是在镜子上用墨水笔写“我是帅哥”,再拿水泼掉。

    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几乎不交谈,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,绕过去就是,“不理他,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,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”

    心理治疗时,宋面对柏大夫,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,父亲不管他、不帮他的经历,在众人面前用拳锤打墙说“我恨你”,把手都打出了血。

    他父亲也坐在现场,泪流满面:“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恨我。”

    这期节目播出五年之后,宋上了厨师学校,当过兵,交了女朋友,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,瘦了四十斤,常常给我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

    线索。

    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,我也收到宋的短信:“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。”只此一句。

    我未及细问,一年以后,才想起此事,短信问他:“你当时为什么感触?”

    他回:“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。”

    我有点不解:“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?我采访了半天,我都不敢下结论。”

    “姐,”宋写,“我问你,你采访的时候,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?”

    “那倒没有,他妈说,他喜欢动物,不许她妈教训狗,狗死了难过了很久,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,他害怕,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。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,不知道真不真实,你相信么?”

    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,直接答:“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,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?”

    短信断断续续,过一会儿才来:“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,不成熟,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,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,怕承担。”

    “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,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?”

    他又停了一大会儿,才写了两个字:“无奈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“他心里有愤怒,”他写,“所以他觉得,我不让你张嘴。”

    我听着心里一凛:“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?”

    “不是。”他说得很坚决。

    又停顿了一下。他说:“他在逼自己。”

    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,打在篷布上,我站在底下能感到震颤,但没有切肤之感,我接触不到那个雨,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,只能问他“什么意思”,他干脆打电话来了:“路上太冷,发短信折腾得很,我在路上走呢,这样说痛快点,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?”

    “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对吗?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个动作怎么了?”

    “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敌意,”他听出我想打断他,“我知道,她当然是无辜的。但你现在是在问我,药家鑫会怎么想,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。”

    我闭嘴:‘好,你说。”

    他没有用“可能”“或许”这样的推断词语,直接说:“他觉得,你记住了车牌号,我爸妈知道了,就饶不了我,这对他是天大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出个车祸怎么算是天大的事?”我又忍不住了。

    “可能对你来说不是,”他一字一句地说,“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。”

    一瞬间,我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碗,在等我妈回来的时候,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,一只全是碎纹的白瓷碗,窝在一摞碗的最上面,等着她。到现在我还觉得,那个黄昏,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长,那种如临大敌的恐惧。结果我妈回来,发现之后居然大笑,跟邻居当笑话讲,我当时心理不是如释重负,而是莫名其妙的郁闷:“就这样?难道就这么过去了?”

    “但是,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?”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。

    他在冷风里走路,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。“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,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,”

    他说,“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,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,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    “你?”我意外,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,一开始认识时,他都无法与人对视,在抑郁症治疗中心,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。

    他说:“我内心是有仇恨的,因为大人老说我,老说我姐姐好,老拿我们俩比,所以我就要砍她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,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?”

    “因为我打不过大人,但她比我弱。”

    “可她并没有伤害你?”

    “她向他们告我的状。”

    我听到这,忽然寒意流过胸口,想说什么,但没有说。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。

    他停了一下,接着说:“从那以后,大人对我好点了,我是发泄出来了,但药家鑫没有。”

    我们挂掉了电话,几分钟后,我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,他说:“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,其实刚才我中间有几次,很长时间没回你短信,是在写:如果是我小时候,那时的我也许会像他一样。后来又删了。”

    我说为什么。

    他说:“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,觉得不好,也不用这样说他,岁数大了不容易,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。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,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。”

    六月七号那天,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,走回家,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。

    他不看我,也不看镜头,眼光漫散向虚空,“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,我说孩子,现在特别热,走的时候,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,那边会很冷,他说我知道。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饺子,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,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。我走回家,人已经没了,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,他穿衣服吃饭,够不够,我想看看他。”

    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,他写了微博。“好无助,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,什么声音都是安慰。”抽泣堵在胸腔里,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:“这个房子,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,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,骂声不也是声音,不也是一种安慰吗?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,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,你是很害怕的。”

    我们走的时候,已经不早了,药庆卫留我们吃饭,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,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,这一次大家说好,人忙活的时候,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。

    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,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凳子拔开给我们坐,在阳台的灶下面条,一面自言自语:“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,面下得不好,都黏了。”

    家里没有别的菜,他炒了一小碗葱花,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,我说,让他妈妈也来吃吧。

    他木板板的脸,说不用叫了,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。

    走的时候,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,蚊帐放着,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。天黑了,药庆卫坐在桌边上,愣愣的,眼睛一眨不眨,脸都垮下来,松垂着,坐在半暗的房间里,我们招呼他,他才反应

    过来。

    节目播后,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,说:“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?让他父母说话?”

    宋打断我时说过: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,但你现在的疑问是,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?我在告诉你这个。

    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,并不一定对,但他打断我,是觉得,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,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。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

    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,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:“即便他活着出来,也会被当街撞死,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。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: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,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……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?”

    数万人转发他的话。

    一个月之后,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,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,一人受伤,被判服刑六个月。

    六个月后我采访他,说:“也许会有人问你,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……”

    我没有问完,高晓松说:“我觉得我活该。每一个犯了错的人,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。”

    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:“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,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,非要自己开车走,这不是狂妄是什么?”

    他出身清华,少年成名,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园民谣的音乐会,崔健跟他谈过一次,说:“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,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,你不了解这个社会,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。”他回答:“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,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,我们加在一起,就为所有人服务了。”

    他现在想起此事,说当年的自己“其实是强词夺理,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……我连敬畏都没有,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”。

    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,有受贿的官员,行贿的老板,打人的贵公子,黑社会,偷摩托车的……从前没交集、不理解的人,现在关在一块,睡在一个大通铺上,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,擦得明光锃净。

    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,也够痞,可以写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,也能混大街,后来才发现,“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,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,也不认识你是谁。跟坐牢比起来,什么都是浮云,真的就是”。

    他用塑料水瓶,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,刻下道子,整夜滴着,“有个响动,有个盼头”,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,趴在被子上写字,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,“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”。

    看守所里,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,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,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,“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,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,还能喂别人。你会听到,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,能听着在隔壁骂人,特别凶。就那猫一去了,他也叫,‘喵’,特别那个。”

    都是人,也只是人。

    在看守所的电视里,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,长安街上,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,被判了无期徒刑,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“恶魔”,他认识那个人,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,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,婚礼上什么样子,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。他看着这个新闻,后怕,也难受,第一次想,“那人也有可能是我。”

    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,编导和我都讨论过,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,再一一回答。

    我说:“我觉得还是只陈述,不解释吧。”

    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,不敢说这就是结论,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,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。

    王开岭是我的同事,他说过:“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,才能了解和理解,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,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。”

    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:“做新闻,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,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,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。”

    五年前,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,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,曾发短信给她说“赢了”。之后这位局长被捕,三年后,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,在监狱里见到他。

    他被判了十六年刑,剃了光头,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。

    老郝回来后对我说:“他没有认出我,他就是崩溃了,看着他号啕大哭,我心里特别复杂。”

    我没说话。

    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,在牢里受了不少苦。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,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。

    我理解她。

    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。他说,自己刚进法院时,血气方刚,豪情万丈,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、荡涤邪恶。但是,他第一次亲临刑场,观看死刑执行时,临刑前,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:“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,我面前有块石头,如果倒下,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。”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,副院长点一下头:“给他挪挪。”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:“即使在这一刻,他们也是人,也有尊严。”

    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,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、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,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。

    他读书时,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。
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,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,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。他在自传中写道:“我当法官时,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,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。但在我内心深处,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: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。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,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,要他原谅我这么做,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,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。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,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,免得沾上人的血,尽管他也许有罪。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,但是,完人是没有的。”

    在这段话边上,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:“伪善。”

    如今,他拿出笔,划去那两个字,在旁边写上:“人性。”

    与老范和另一位朋友在旅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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