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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四、京案粘上朱赤儿,寸步不离盯夏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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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;  夏天说:“好的,我注意把握。”

    王显耀又说:“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,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?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。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,安排你、陈行长、申平、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,看看主席、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。”

    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,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,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,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。便笑着说:“好吧,上了井冈山。坚定革命斗志,应该去。”

    他说完,看了王显耀一眼,说:“没事的话。我先走了。”

    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:“看来,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。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,只要我的嘴巴稍损。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,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。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。但是。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。”

    事实上,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。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。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,从谈话看,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。因此,今天一来到,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。

    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,拿到行长室,请王行长签批,然后,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,并叮嘱她:“复印好后,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,而是叫我一声,我出来先看一下,再考虑给他们。”

    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。

    夏天回到办公室,还没有坐下,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:“夏主任,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,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。”

    夏天说:“不巧得很,我高中毕业的时候,‘四人帮’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,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。后来劳动了几年,恢复高考了,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,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。不敢跟你过招。”

    大学生说:“那么,我请教你: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,借贷必相等,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?这帐是怎么平衡的?”

    夏天听了他的说法,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,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。但是,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,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。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,说道:“就会计的实践来说,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,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、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、马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,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,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:总价值=人口分60%+劳动分30%+肥料分10%,简称为人6劳3肥1;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,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,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,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,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。说什么:有增必有减,增减必相等。后来,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,来了个理论创新,美其名曰:资金收付记帐法。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,就不好表述了。因为,谁能说清楚,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,还是付方好?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?也就应了一句‘约定俗成’的话,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,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。也就是说,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,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,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,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。我这一说,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?但是,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,它的平衡原理是:有收必有付,收付必相等。你看,银行的创意不错吧?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,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,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。没有上什么培训班,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。这时才发现,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,贷就是借,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,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。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,还是纯记帐角度,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,应该说,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。当然,这是我的一孔之见。”

    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,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。黄处长不便多言,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,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,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,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。

    这时,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:“那么,你们行这样的传票,根本做不到平衡。你解释、解释?”

    夏天估计将触及到敏感问题,便泛泛说道:“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。不过,我相信,应该可以平衡的,不会那么离谱的。”言下之意,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,就丢人现眼了。

    这时,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,对夏天说:“夏经理,你来一下。”夏天随即对他们说:“请你们稍等一下。”

    说完,来到机要室,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,对吴冬梅说:“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,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。他们万一问了,就说数额小,没有必要反映。等一下由你送进来。”夏天说完,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。

    吴冬梅按照吩咐,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,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,夏天说:“谢谢你帮忙。”

    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,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。几个人对看了一眼,便与夏天打招呼,说了声:“谢谢你了!”然后握手告别,离开了湖贝支行。

    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,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。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,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。要不然,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。

    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,真是:

    官当得不大,处理的问题不小;

    领的钱不多,管理的事情不少。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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